杨绛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小说《围城》中的主角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
从实际情况来看，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贿选还是比较普遍的。我国目前存在的贿选也主要表现为公职选举中的贿选和自治组织选举中的贿选两种。
但大量调查表明，民主选举与公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系。从选举发展的历史看，贿选早已存在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选举方式上，目前在我国国家机关正职领导的选举中，大多采用等额选举的做法，在副职领导的选举中，虽然实施差额选举，但差额数量很少，而且很少的一名或几名被安排等待被差掉的候选人只是组织上安排的甘愿作分母的陪衬。因此，转型期人们的政治参与理念普遍高涨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多党制的关系制约和选举制度的精心设计以及选举经费法制化，鲜有贿选丑闻
缺乏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代表，很容易被收买。然而，我国目前的选举制度的运行机制中存在着不民主或不够民主的因素。同时，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必须合法、公开，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⑤]这一论述，显然意在主张政治和公共话语中也应采用宪政一词。[52]王振民教授撰文认为，所谓宪法政治，就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的政治，可以简称为宪政或者宪治。有什么样的知识和理论，就有什么样的话语。——邓联繁：《从法治到宪治》，载《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3] 参见汪亭友：《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提法不成立》，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11日第4版。[116]对此，笔者的回应是：此言当然很有道理，但词语毕竟只是词语，不能保证克敌制胜，也不能保证别的。
[⑨]直言的讲法例如莫纪宏教授认为，在当下已经很难整合宪政概念的名相与实相的学术背景和制度框架下，暂时去宪政在学术上是可以探讨的。[77]本文主张广泛使用宪治一词，就是因为它能够更加直白地表达全面有效实施宪法这一动态的、过程性的含义。根据目前在中国知网查找的资料，1989-2015年间郭道晖先生至少在15篇文章中使用了宪治一词并有所阐述，另外还有3篇文章提到宪治。分析学者们对宪治的界定或者使用的语境可以发现，他们对宪治的理解，要么从字义出发，要么在宪治与宪政、法治的关系框架中展开： 第一，字义解释：宪治就是依宪而治。
——陈云生：《反宪法规则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之由来：理论与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1期。[74]还有一些学者在论文中明确表达了事实意义上的宪政，例如：中国所进行的宪政建设、在我国宪政实践中、中国的宪政制度、推动了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中国在宪政建设方面成就斐然、当代中国宪政建设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是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的集中体现、树立中国宪政品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等等。如童之伟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宪政是集中反映我国宪法精髓的学术概念。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1卷）前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关于宪治一词的使用情况，笔者2015年12月26日通过中国知网检索，1980年1月以来，包括期刊论文、报刊论文、学位论文、新闻报道、人物历史、评论、随笔等在内，标题含有宪治（不含依宪治国、依宪治税之类）的文章28篇。[36] 显然，这个宪治内涵与如今大多数学者所说的宪政是一致的。
所谓法治、宪治，其关键分别是社会问题的法律化处理与法律问题的宪法化处理。[78] 杨海坤：《宪政是法治的结晶和升华》，载《法学》2008年第3期。
二、我国学者对宪治的使用和理解 （一）民国时期学者笔下的宪治 民国学者使用得更多的是与党治相对的民治、与训政相对的宪政。这就是宪法学上讲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或称私法效力、第三人效力）。不可陈义太高，太重理想，而着眼于把它的根本一把抓住。陈之迈《民主与独裁的讨论》（1935）也说：我们对于民主政治。[60]法治的本质是宪治，宪治的核心在于宪法诉讼。另外，有学者提出宪治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即要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83]后来，胡适将宪政理解为政治制度的一种方式。2013年宪政之争后，在承认现行政权和宪法之合法性的共识圈内（即不包括走老路的反宪派与走邪路的西宪派），关于宪政这一术语的去留，主要有以下三种态度： 第一，认为宪政一词在政治话语和公共舆论中不适合使用。
[110] 韩大元：《当代世界宪法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宪政》，载《法学》2015年第8期。三、宪治概念的比较优势 根据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纪念现行宪法颁行三十周年讲话等纲领性文献，本文认为，宪治是依照不断与时俱进的宪法来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首要方式，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途径，是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及具体制度从而全面有效实施国家根本大法的过程，是政通人和、长治久安的秩序状态，因而，宪治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⑤] 童之伟：《厘清宪政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基本线索》，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5期。可以说，在中国，以政治来界定宪政的，既有有近现代学者，也有当代学者。
正文中出现宪治的有二百多篇。[30] 法治国家首先是宪治国家，国家要通过宪法治理，并要建立基于社会共识的宪法秩序。[18] 参见吴晓明：《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刘茂林教授此处还讲道，宪政、宪政理论主要是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其要成为宪法学的理论，不应忽视概念和理论范式的转换。
宪治就是强调要依照现行宪法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落实现行宪法的制度和精神。[97] 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早在十年前，刘茂林教授就提出，从宪政产生的背景来看，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有独特的价值、语境和话语。[23] 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71、1074页。
宪政则侧重于用来形容一种政治目标。[87] 参见张友渔：《宪法与宪政》（1940），载张友渔《宪政论丛》（上册），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31] 宪法思维是从法治到宪治的媒介，是宪治中国的大脑，宪治中国必须倚重宪法思维。李水金教授较早提出了这种观点：宪治是基于宪政的治理，它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础，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以民主政治为基石的治理过程。事实上，社宪派至今并没有关于不得丢掉宪政一词的有力论述。[102] 苏永钦：《部门宪法——宪法释义学的新路径》，载《当代公法新论（上）——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文集》，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747页。
如前所述，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治高于法治、重于法治。[21]朱振博士认为，从西方法治话语到中国法治话语的转变，在学术与政治上的意义重大，它一方面是对现有话语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引领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
[112]韩大元教授提出要从宪法统治向宪法治理转变。这一态度主要为官方和一些政治学者所持。
不过文章并未对宪治、宪政做出解释，从其语境来看，宪治是指依照宪法所实行的统治，侧重于表述一种动态的进程。这种态度中又有隐晦与直言之分。